6月16日下午，《足界》杂志社记者在高广东会长和北京清华池王建生老师的带领下，从北京城区经过1小时40分钟的车程，赴昌平区崔村采访中国修脚界前辈张延芬。

作为新中国修脚界为数不多的女性，而且还是解放前参加工作，张延芬在上世纪曾是修脚界响当当的代表人物。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也留下了痕迹，但聊起她的从事修脚经历，她却兴致高昂，仿佛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属于她的修脚年代。

入行

1933年出生的张延芬今年已经86岁了，作她自己的话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虽然头发有些花白，但耳不聋、眼不花，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说起话来逻辑清晰，根本不像是一个耄耋老人。

“我是鸡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就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保卫科做内勤工作，主要是写工作、汇报材料，也算是国家干部编制。”张延芬说。

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了一个当代中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家将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几乎所有干部。

在这种背景下，张延芬也于1958年从北京市人民政府保卫科下放劳动，到当时的宣武区服务公司下属的西四浴池工作。让她没想到的是，从此她与以前从未想过的修脚有了“亲密接触”，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

“当时修脚并像现在这样单独存在，而是分散在各个浴池里，我看到男的去男部修脚，女的也去男部修脚，就问怎么不去女部。结果人家告诉我说，没有女的干修脚工作，女部里没有修脚师傅。那时正是学雷锋精神时代，要干一行爱一行。我就说，别人不愿意，我就去报名修脚得了！”回忆起当年从事修脚工作的原因，张延芬这样说。

但是，以前还是国家干部，但现在却要从事属于“下九流”的修脚行业，巨大的落差让张延芬的家人难以接受。“家里人没有同意她去修脚的。我姐夫是天桥剧场的党委书记，他反对我姐姐去修脚，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但就在一片反对声中，我姐姐走上了修脚这条道路。”今年已经82岁的张延芬妹妹张延蕙这样告诉笔者。

事实上，当时的浴池并不仅仅只是洗澡、修澡，作为服务行业，用张延芬的话说“推煤、抬煤等什么都要干。”“夏天就让我们女同民去卖冰棍，穿着白大褂和小碎花裙子，还挺好看。有一天，我正在门口卖冰棍，‘冰棍败火，3分一根、5分一对。’我正喊呢，正好我父亲路过，说听声音好像我家的珍珍（张延芬的小名），一看还真是我。父亲不同意。”张延芬说。

“当时的师傅好，下班后就让我们泡脚，练习刀法、指力。由于我们都使用传统刀，不仅需要自己磨刀，还要在竹片上练习指力，腕力，只有把力量掌握好了，才能保证为患者刀到病除。那时要求特别严格，学了好长时间才出徒。”由于张延芬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为浴池的修脚骨干。

                                   《修脚术》一书的手稿

执笔

期间，她执笔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修脚专著《修脚术》。这本由北京市宣武区服务公司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61年12月版的小册子，虽然只有2个印张，包括7章、66页、只有4.4万字的书，但在中国修脚史上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的那样，“这本小册子，是根据北京市著名修脚师安起、刘振英等同志的经验整理而成的。”

修脚术是一项脚病的特殊技术，它具备了操作简便、疗效显著的特点，千百年来，深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欢迎。我们知道，修脚，在旧社会里是被国视和压迫的一种行业，其技术内容没有什么记载，可资学习推广，只凭师徒们口传心授，才使这种技术一直保留下来。解放后，特别是1958的大跃进以来，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使这项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为了使这项技术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我们整理了这本小册子。

 “当时把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的修脚专家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搓修技术研究组。那时的人们特别纯粹，没有任何私心，就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就是觉得咱们应当把这些技术记载下来，不管以后有用没用，把当时这些技术给后人做个参考。”

由于张延芬以前做文字工作，文笔不错，公司决定就让她来执笔，由北京市著名修脚师安起、刘振英等口述，最后形成了《北京搓修技术》手稿，等到出版时书名改成《修脚术》。事实上，在刘振英保存着的遗留手稿中，整个书稿用蓝色钢笔抄写夺绿色的稿纸上，字迹整齐工整，其中不少的繁体字虽然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并不影响辩认和阅读。采访中，当高广东会长将手稿照片给张延芬看时，她张延芬笑着说：“是我写的，字就像我的性格一样，大大咧咧的。”

这本小册子除了结论外，共包括概说、皮肤的构造和生理作用、工具的使用和保护、修脚的要点及练习方法、操作方法、意外事故的处理和卫生要求和治疗等共八章内容。“就全国来讲，修脚术大致有三路师承，即河北路、江苏路、山东路。本书所谈的只是河北路的修脚术，搓澡术不包括在内。修治脚病，不需要什么医疗设备和药物，只用几把刀子，随时随地都可以修治，而且所需要时间很短，一般如修治干疔、脚垫等，有1—3分钟的时间，手术即可完了；就是手术比较复杂的如切除瘊子、脚胆等，最多也超不过5分钟。其次是患者的痛感较小。由于修脚术要求细致、准确，必须严格循着青线以切除病变部分，不允许伤及好肉，因而在手术当中以及手术后，一个般的口才没有痛感，也很轻微。治疗后，除特殊情况以外，一般的不需要休息，可以照常工作。总的来说，修脚术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是值得介绍推广的。”张延芬说。

定价只有0.24元，当年第一版第一次只印刷了5500本，1964年1月又印刷了1380本，但却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里程碑。

               左起王建生、张延芬、张延蕙、高广东

坚持

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60、70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张延芬始终执着在修脚业内的耕耘。由于技术出众，张延芬还为共和国副总理耿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刘志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修过脚。《大公报》还以《巧夺天工》为题报道了张延芬的事迹。

“当时我经常和北京有名的掏粪劳模时传祥一起做报告。有时大会给我们安排报告时间，他没上过学，有时说的也不多，就说剩下的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就是你的了，我就得报告时间全部讲满。”张延芬说，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还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

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此时，张延芬也有很多机会离开修脚，重新回到政府机关，继续做国家干部，但她却都一一拒绝了。“当时我们公司的工会主席姓苗，他说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工会来。我自己深受雷锋精神的影响，他说过‘干一行爱一行’，自己就腕拒了工会主席的邀请。虽然说工会工作的地位肯定比修脚高，但我已经适应了修脚工作了，再说我自己也很喜欢。做什么都一样，就继续干修脚吧。”张延芬说，这一干就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离休。

传承

1986年，北京修治脚病保健按摩研究会成立，德高望重的张延芬出任首任会长。这是修脚行里较早的行业组织。多年来，张延芬带领研究会的所有人员定期参加修脚、按摩等内容的学习、交流和比赛等，制定行业发展计划，规范行业行为。这些措施对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离休后，张延芬搬到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文化新村居住。村子以前叫名人村，后改叫香樟村，最后又改成了文化新村。这里离北京十三陵水库很近，树木环绕，空气清新。正因为如此，有很多老人来到这里居住。张延芬来到后，发现这里的老人、五保户等根本没有人给修脚，于是她主动为村里的老人们义务修脚。

“那时就是提着小箱子，带着工具，到村里的敬老院为老人们修脚，整整修了十年，为很多老人送终了。村长看我一直免费给老人们修脚，就说给你一间房子，干粹你就挣钱吧。我说我就和钱有够。所以一直没有收费，也没有要房。”张延芬说。

十年的时间，张延芬一边为村里的老人义务修脚，一边为全市培训了80多名三级修脚工，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她说，这些技术以前都是口口相传保留下来的，我们这一辈也不能断了，应该让更多有志修脚的年青人了解、掌握，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2017年8月6日下午，在位于海淀北部的稻香湖景酒店玛雅岛上，酒店品牌技师张宏军正式拜北京市沐浴行业协会会长于志远先生为师。拜师会上，已是耄耋老人的张延芬语重心长地对师徒二人表示：“一定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要为传统技艺的传承不懈努力，为行业发展不屑努力，要努力成为保健按摩界的佼佼者。同时，也呼吁年轻人行动起来，刻苦学习，追求上进，扬我中华志，树我中华魂。”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张延芬还为《足界》杂志亲笔题词：“传承发扬中国传统修脚技艺，为社会为大众做好服务。”简短的话语，寄托着她对新时代的修脚人的无限厚望。